地学人物 | 40年前，“地理”选择了我

点击蓝字

关注我们

傅伯杰

       1977年12月参加高考，1978年2月进入陕西师范大学地理系学习。主要从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自然地理学、景观生态学家，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系统服务研究，在土地利用结构与生态过程、景观生态学和生态系统服务等方面取得了系统性创新成果，推动了中国景观生态学的发展。现任国际生态学会副主席，国际长期生态系统研究网络副主席，国家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Chinese Geographical Science主编，Landscape Ecology、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等国际期刊编委。201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1977年的那场高考，对我来说是命运的转折，是记忆最深刻的一次大考，却不是人生中最紧张的时刻。因为，直到高考前十天，我才得到报考的资格！尽管这个机会来得那么一波三折，我几乎来不及思考，甚至来不及紧张，就走进了考场……

来不及紧张的一次大考

       我从小生活在一个教师家庭，学习、识字很早。1963年刚满5岁，我就喜欢趴在父亲学校的教室窗口。老师在教室里提问，我就在窗外举手回答。老师一度嫌弃我捣乱，可在我坚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老师竟然同意收了我。就这样，我的学习生涯从蹭课开始了。

       1974年元月，我从陕西省咸阳市第十五中学毕业，去农村参加劳动。由于成绩优异，我在农村的学校做过任课老师，在政治夜校组织当时的知识青年学习、赛诗，相继担当过大队团支部书记和党支部副书记。

       满两年的农村劳动实践，一度让我够格赶上最后一届从工农兵中推荐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所在的公社一共有三个入学名额，以我的表现，若不出意外，应该在1976年成为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一名工农兵大学生。谁料，在最后一刻被人挤占。

       沮丧之余，我必须坚定自己的想法。虽然大学梦落空，但只要有继续学习的机会，不管什么学校，都不放过。巧合的是，我随即收到了市招办的通知，可以进入咸阳机器制造学校学习。

       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是一所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的中专学校，在机械制造领域颇有实力，尽管“社来社去”，我还是在1977年1月进入了学校，分配到一个当时最好的专业——机床电气专业。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9个月之后，进入大学的机会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我们在工厂车间的广播里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和很多同学一样，我立即准备报考。

       然而，命运再次跟我开了一个玩笑。依据当时的规定，我们这些学生已在中专学习，与当时社会上的青年以及应届高中毕业生都不同，没有报考资格。

       回想我的大学之路，称得上是一波三折，好在最终还是峰回路转。

       就在高考前十天，学校突然得到通知，我们这群学生被允许以高中在校生的身份参加高考。前提是，考试名额有严格限制。

       整个咸阳机器制造学校有130多名学生报名，但高考名额只有30个。因此，我们必须先参加学校组织的排名考试，争夺高考资格。幸运的是，我的成绩位列第一。

       那时，距离高考只剩一周时间了。

“能考上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的初中和高中时期经历了“文革”动荡的年代。学制分别被压缩到了两年和两年半，尤其在初中阶段，除了语文、数学，几乎就没有系统地接触过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知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比较实用的工业基础、农业基础课程，学习基本处于荒废状态。到了高中阶段，正值邓小平恢复主持工作，学校氛围稍有改善。进入中专，我主要在车间学习实践技能，这些知识距离基础科学很远。

       1977年12月，我走进咸阳市西北国棉一厂子弟中学，参加第一门数学考试。我所在的考场大约有50人，我的邻座是位高六六“老三届”考生，他一见我就问，“学没学过数列极限”。极限理论是高等数学的基础之一，而我们在高中甚至连三角函数、立体几何都没有接触过。我只好苦笑着说“没有”。

       开考之前，监考老师“宽慰”考生们，要放松情绪，不要紧张，在他看来，“咱们一个考场能考上一两个就不错了”。

       恢复高考第一年，各省采取自主命题的方式。陕西省数学卷比较有难度。虽然今天看来，那些难度主要是初中和高中低年级的水平，可对几乎没有时间复习，基本原理还没能认真吃透的我们来说，足以构成一种障碍。

       好在，政治、语文和物理化学考试没有太过“为难”我们。记得，当年二选一的作文题，一个是“难忘的日子”，另一个是“给全国科学大会的一封信”。我选择了前一题，把1977年4月15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在全国发行的日子作为了叙述的对象。物理化学考试，我完成了十题中的九道题。没能答上来的是一道化学题，由于我对那个反应方程式一无所知，所以无法计算分子量。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就在考完第一门数学以后，下午参加政治考试的学生人数足足减少了近三分之一。我所在的考场，最终完成全部四门考试的人数在60%左右。

       或许是考试时留意到我的答题情况，监考老师在考完最后一门考试时单独通知我，让我作为该考场的代表参加教育局、招办举行的考生座谈会，提供针对此次考题的一些反馈。

       这次高考对我而言还是太过匆忙，以至于我在考完以后也并未把结果太当回事。随着寒假的到来，我安心回家准备过年。

       高考后，考试成绩并未正式对外公布，但陕西省初选了一部分考生参加体检，咸阳机器制造学校30人高考，有15人都进入了体检名单。然而结果依然大大出乎我的意料，15人中，最终只有我一个如愿进入了大学校园。

和时间去争去抢

       1978年2月末，来不及与咸阳机器制造学校的同学有更多交流，我就办理了退学手续，去陕西师范大学报到。在我的同学看来，这所大学并不尽如人意。

       受时代发展需求的影响，填报高考志愿时，我的第一选择是清华大学自动控制专业，第二选择是西安交大无线电专业，第三是西北工业大学。可我收到的录取通知书上，却写着“地理”两个字。

       我一度怀疑是学校错把“物理”写成了“地理”。因为我认为地理是个文科专业，大家调侃到“认识五百汉字，就能学地理，学地理还需学四年”。

       事实上，当时陕西师大地理系招收的七十名学生，除了两人，其余都是被调剂到该专业的。有同学甚至为此找到省招办理论，不愿服从调配。归根到底，这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专业缺乏了解。

       带着对地理学还有师范类学校的偏见，我正式开始了大学生活。

       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学校的食堂。经历过自然灾害、上山下乡的困难时期，我们这群年轻人第一次享受到了丰富的食物。早餐居然能有点心吃，这在当时是一种奢侈。

       作为文理兼有的综合类高校，我很快被它浓浓的学术和文化艺术氛围所吸引。图书馆复古的建筑设计漂亮极了，我记得，在它门口还有两棵巨大的雪松，从建校起，它们就矗立在那个位置。

       我们开学没多久，全国科学大会就召开了，这场“科学的春天”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在那次大会前，《人民文学》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已经传遍全国。数学家陈景润的故事荡气回肠，它让广大青年认识了科学钻研，认识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这也让我们的大学校园充满了渴望知识，积极求索的氛围。

       那是我们经历了知识和精神匮乏的年代后，喷涌而出的一股力量。因为我们失去过，所以我们必须和时间去争去抢。所有学生都不约而同拼了命地学习，泡图书馆，看文献，宿舍熄灯后到路灯底下继续自习。这是现在的年轻学生们不可想象的。

       也是在那时候，我养成了记录读书笔记和科研笔记的习惯，当年的一些笔记本我至今还保留着。对我而言，尽管当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要投身科学，但我对知识的欲望从未这样强烈过。

野外实习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大学二年级开始，我对地理学渐渐有了感觉。一直以来，我都是一个文理均衡发展的学生，而地理学恰恰是结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它涉及地貌学、土壤地理学、植物地理学、人文地理学、工业地理学、气象学与气候学等等。我意识到地理学“综合”的特点，非常符合我的兴趣。

       到了大三下学期，学校聘请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一位华裔教授来为我们讲授三门专业课程。他的到来，让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了城市地理、人口地理、行为地理学等崭新的概念，一下拓展了我们的研究视野。

       如此复杂的地理学必须用复杂的方法来解决，科学还没有完全攻克复杂系统的问题，可探索的空间还很大。

       除了强化基础知识，当年我们地理专业的重要特点就是野外实习。直到今天，我仍然告诉我的学生，大学丰富的野外实习经历让我受益终身。

       1978年10月，我们在第二学期就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测量与地图野外实习，为一个矿区测绘一张1/2000的地形图。此后，每学期的假期实习都是雷打不动的，少则两周，多则一个月。这是我们与现在的地理学科训练很大的不同。

       特别是到了研究生期间，我们的野外基本功训练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我几乎跑遍了全国，高原、冰川、荒漠、海岛……我对每一个地区的土壤、植被群落、水文、地貌都有清晰的了解和记录。

       每一次，我们都背着被褥出发，到了夜里，就睡在废弃的厂房或仓库里。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我们始终乐在其中。除了专业能力的提升，它也为同学之间创造了牢固的情感连接。

       记得本科在汉中进行地质实习时，除了陕西师大，还有西安地质学院、西北大学地质系、甘肃师大的团队。起先，大家常常“各自为战”，吵作一团，到了最后，大家一同生活、学习，组织文娱活动，留下了非常美好的记忆。

       本科阶段，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老师是教授中国自然地理的刘胤汉老师，他也是我后来的研究生导师。刘老师的课很有特色，他每次都随身带着两大本巨厚的《中国土壤》和《中国植被》，重重地往讲台一放，颇有气势。在那个没有投影仪的年代，刘老师常常把书中提到的图片让我们传阅浏览。

       刘老师教学极为严格。1981年大四综合实习期间，我们坐了将近20个小时的火车从西安到达安康，刘老师却要求我们当晚就开始自习安康自然地理状况。不明情况的一些同学事先进城买好了电影票，准备放松一下。身为学习委员的我只得请求刘老师，通融一次。事后，刘老师十分生气，严厉批评了我们的行为。当时，刘老师留下了一句名言，“你们把学习搞好了，到时候有小车请你们去看‘大篷车’（电影）”。

       大学四年，共26门课，最终我以全优、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1982年上研究生后，我写了并于1983年发表了国内景观生态学方向的第一篇文章——《地理学的新领域——景观生态学》，使我几十年一直从事景观生态学研究。在我的整个学习生涯中，如果说，刘胤汉老师帮助我立足本土，打下扎实的学科基础。那么，我的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林超先生，则是为我彻底打开了国际视野。在他的争取之下，我成为了国内第一批出国联合培养的博士生，去英国接受大师教诲，接触国际前沿。这也是我成为导师后，想要传递给我的学生的理念。

①1982年沙漠考察

②本科毕业证

③实习笔记

④陕西师大三好学生奖励

以上由《中国科学报》报记者胡珉琦采访整理，发布于《中国科学报》2018-06-22第5版 文化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报

本期编辑：徐晓凡 常贵蒋 芦志霞 毛雅倩

审核人：任宇飞 王冠

猜你喜欢